我国农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为代价的，农业已成为总氮、总磷和总化学需氧量排放的主要来源[1]。就农用化肥而言，我国化肥消费量大，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合理或过度的化肥施用已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2-3]。此外，畜禽养殖污染也是导致我国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协调好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但农业增长对土地等资源的无限需求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一方面仅依靠本国资源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利用国际资源及国外市场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流量自加入WTO以来持续增加。农业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达2 013.9亿美元，相较于2001年，年均增长为23.5%。与此同时，我国农产品贸易格局也发生转变。2004年开始，我国进入农产品逆差“常态化”。以2017年为例，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503.3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总额为755.3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 258.6亿美元①数据来源于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的调查。。进口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进口资源，换言之，农产品贸易中隐含着“虚拟资源要素、虚拟生态要素(化肥、农膜、农药等)”。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农产品贸易开放、农业增长与农业环境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

关于贸易开放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理论较为丰富，主要包括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的“污染天堂”假说[4-5]； Grossman等建立的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思想[6]。借鉴贸易环境效应分析框架，农产品贸易的环境效应可划分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7]。关于结构效应，当本国优势行业扩张所产生的污染大于劣势产业缩小所减少的污染时，农产品贸易将对本国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结构效应为负；反之结构效应将为正。关于规模效应：一方面，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促进要素投入增多，进而引发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经济规模扩大，一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导致人们对优质环境的需求增加，有助于该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关于技术效应，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农产品贸易有利于农业技术的转移，如果一国能够采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农业环境污染极有可能降低[7]。

从理论上看，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此，学者们开始实证检验二者间的关系。一些学者以“虚拟资源生态要素”流动思想为基础，对粮食贸易中隐含的虚拟耕地、虚拟生态要素(化肥等)进行核算，研究发现，从2000-2008年，我国虚拟化肥净进口年均增长率为22.7%[8]。陆文聪等研究发现，当净进口4 000万吨粮食时，我国国内可减少大概100万吨化肥施用量[7]。

一些学者则采用分解法或计量方法考察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环境的影响。按照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农产品贸易对一国农业环境具有不利影响。Dachs等和Barbier指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加剧一国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9-10]。Vilas-Ghiso等认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对墨西哥农民的化肥施用量具有正向影响，规模效应则相反，而且规模效应更为明显[11]。在国内，刘子飞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农产品贸易的环境效应，结果显示，结构效应对降低化肥浓度具有积极影响，但结合其他效应，农产品贸易将加剧中国农业环境污染[12]。陈雯利用协整分析等方法着重考察了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业环境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3]。二是农产品贸易对一国农业环境具有积极影响。张相文等研究表明，农产品贸易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将增加化肥农药施用量，技术效应则具有相反的作用，从总效用来看，贸易自由化对农业环境具有改善作用[14]。张凌云等运用1986-2003年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种植业产品出口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均化肥的施用量[15]。周曙东在模拟大宗农产品关税配额效果时指出，大宗农产品进口可以降低中国化肥施用量[16]。三是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7-18]。由于研究数据、研究方法各异，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环境的影响也难免有所差异。关于农业环境的评估指标，学者们多采用农用化肥施用量，但以化肥施用量这一指标衡量农业环境缺乏全面性，由单一指标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19-20]。

关于研究方法，已有研究较少考虑内生性问题，对此，李锴等和高鸣等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高鸣等指出化肥农膜等是农业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在考察农产品贸易、农业增长与碳排放绩效时，需要处理内生性问题[21]。李锴等在分析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我国环境时，采用了滞后期工具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