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发动的一场军队屯田和鼓励生产的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增加土地数量和粮食产量、实现自给自足。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原因、具体过程及其影响等等，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①但从农业环境角度研究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则较为少见。②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大生产运动尽管以追求粮食产量和自给自足为目的，但也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并通过植树造林、恢复植被，兴修水利、治地造地，改进农作技术，推广优良农作物等举措对农业环境进行了改造。本文从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发展变迁入手，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环境认知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开展农业环境改造的做法及影响做一探究，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大生产运动前陕甘宁边区脆弱的农业环境及成因

陕甘宁边区横跨西北三省，主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等地区，在行政区域上划分为延属分区、陇东分区、绥德分区、三边分区以及关中分区五个分区，在地理上处于黄土高原中北部，是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农牧结合区域。

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总体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平均“约五个月”[1]17。该区土壤以黄土为主，虽“含大量矿物盐，甚易为植物所吸收，唯有机质及氮缺乏”[1]12，土壤瘠薄，加之降雨缺乏，总体上并不适合农业生产。

在这种条件下，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自古以来都采取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靠不断垦荒来增加粮食产量。清朝以来，这一区域已开垦出大量耕地。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北部区域河套地方除明沙硷滩外，已垦熟地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一亩；府谷县界已垦山地川地三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七亩；神木县界已垦滩地沙地山地共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五十八亩；靖边县界则共种蒙地五万六千四百九十一晌。与之相对应，中南部区域鄜州民地折正一等原额二千二百八十七顷七十亩，除荒免外实熟地六百八十顷三分五厘九毫；延安府民屯共实熟地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六顷六十七亩六分六厘；榆林府民糜屯地共四千二百五十九顷一亩[2]。“近则膏腴尽开，高山老林尚存”[3]，但在深山老林中常“杂以洋芋苦荞，低山亦种豆麦高粱”[3]。这样自然造成所在区域植被数量的急剧减少，只剩北部区域的定边县等少数地区“土地肥美、树木葱郁、牧田宅宅、围布星罗”[4]，而这些区域多为“天然牧场，采薪捡粪皆在于此”[4]，其环境遭受的破坏也不容小觑。

此外，其他人为因素也使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变得脆弱。为镇压叛乱，这一区域几经大火烧山。清末左宗棠为镇压回乱，“大放其火，连烧几年，将陕北的森林大部烧毁”[5]94。民国以来，林区人口几经激增，造成土地匮乏，开垦耕地又使森林大受破坏。而耕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又造成丢荒和开荒的恶性循环。

过度开垦荒地、放火烧山和人口激增，对植被造成严重破坏，植被对气候的调节作用随之大大降低，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气候剧变，水旱灾害频生”[6]263，如榆林府多为“沙漠之区，土田饶瘠，鲜盖藏，加以水旱冰雹，堪为隐忧”[7]。

土壤贫瘠，加之耕种时，“山地常常一点肥料不用，川地也施的不多”[1]14，产量并不高。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时，边区土地的亩产已经十分低下，“冬小麦产量关中地区平均每亩3斗(约90斤)，延安、陇东地区只有2.5斗；谷子、糜子等耐旱作物，平均亩产也只有2斗，最高3.5斗。”[8]435

灾害频发引起的疾疫，以及战乱不断，更使陕甘宁边区人口急剧减少，各方面生产陷入停滞和倒退。仅1930年延川辛安区的冰雹灾害，就造成“全境草木尽成白地，逃亡达余人”[9]34。许多区域“仅存断壁残瓦，荒无人烟”[10]904。“延安、安塞、保安、甘泉、华池以及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地方有个长约二百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边区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11]216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所在区域的农业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生态脆弱，情况堪忧。

二、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环境的认知

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环境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简单到深入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但在1922-1937年间关注的重点是组织农民团体、开展农民运动，调整农地关系。如1922年提出：“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12]408，1925年倡导：“亲爱的农友们！你们要解除你们的困苦与压迫，只有大家起来结团体，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13]65等。还不曾真正涉及农业生产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更遑论对农业环境方面的认知。因此，直到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坚持农业第一的方针时，中国共产党才接触到具体的农业生产，并开始了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业环境改造探索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