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发展到今天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现代稻鸭共作体系，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明代开始到1970年代的流动放牧，在水稻收获后，流动性地放养一定数量的鸭子，稻鸭种养系统彼此分离，种养技术相互独立;第二阶段是从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中期的区域巡牧，即在水稻移栽活棵后，在一定区域内放养相当数量的鸭子，目的是养鸭治虫治草，同时节约饲料，种稻为主，养鸭为辅，种养技术相对独立;第三阶段是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后期的露宿饲养、稻鸭兼收，特点是种稻养鸭结合，鸭子昼夜露宿稻田;第四阶段是1990年代以后，在吸收日本稻田养鸭技术的基础上集成的稻鸭共作系统。除水稻成熟后期外，鸭子昼夜放养在稻田中，目的是生产有机大米和鸭产品，种养系统耦合、技术衔接。

实际上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的稻田养鸭模式在当代发展的历史过程更加复杂。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是传统时代珠江三角洲养鸭业繁盛的基础。稻田养鸭的主要技术与珠江三角洲特殊的沙田耕作制度相适应。1953年以前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的稻田多实行挣稿制。挣稿制是一种双季间作制，特点是把晚稻挣插于早稻行间，早稻收割后，晚稻继续生长发育以至于收割。珠江三角洲挣稿制始于明而盛于清，在明清以至于民国期间，曾在水稻生产中起过重大作用。尤其是低沙田区大都利用养鸭来中耕除草，如1951年以前的万顷沙多施行大行挣稿制，农民对中耕除草工作因劳动力不足而不重视，大行用小鸭(孵出后30～40天小鸭最好)代行中耕。

1950年代初

期在以粮为纲的政策指导下，沙田区原本适应稻田养鸭的挣稿耕作制度被改变。1953年土改后，沙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围筑闸水利建设，开始将挣稿制改双季连作的翻耕制，到1956年，挣稿改翻耕的面积已达240多万亩。以中山县为例，沙田的挣稿改翻耕是在1952年土地改革之后，由大行挣稿(行距20寸，株距10～13寸)改为贡龙挣稿(即缩窄行距为15寸，株距9～12寸)等挣稿密植，1953年开始，各地试行小科密植，如南海县第十区水头乡推广的小科密植法行距6.5寸，科距7.5寸。

1955年以后，大抓沙田生产，大量物质支援改翻耕地区，配合解决水利、肥料人畜力等问题实现翻耕制，1956年改制面积约达全县沙田面积的70%。耕作制的改革虽然短期内对沙田水稻增产具有重大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水稻栽培行科距缩短，无法利用鸭子进行中耕除草;此外，挣稿晚造常用品种金风雪等品种的秧苗生长期长，分蘖多，适应于养鸭中耕，改制之后插植的水稻品种如晚造翻耕品种金风仔类和金山粘类秧苗生长期短，分蘖少，成熟延迟。改制之后种植的水稻品种与水稻种植间距等均不适宜养鸭。196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水库、淡水湖的修建，沙田区河涌内长期蓄积淡水，退潮时河涌水不能流出，水深不能见浅滩，涨潮时水生动物不能进入，由于动物性饲料的缺乏，沙田区饲养母鸭减少，而以饲养肉鸭为主。如东莞沙田区1950年代末期以来由间作单季稻改双季稻，以及犁冬晒白、采用机耕等耕作技术的改变，水稻收割后很快犁翻土层，谷粒埋于泥底，鸭群无法觅食，一年五造养鸭转变为一年两造。传统时代河口及沙田区庞大的鸭群饲料来源主要是靠滋生于滩涂、河涌、沟渠中的白蚬、黄蚬、螃蜞以及其他的杂鱼小虾和收割后遗留的谷穗。

19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大规模发展城镇工业经济，珠江三角洲农业经济衰退。大规模的城镇化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珠江三角洲地区沙田面积、河涌湿地面积缩小，河口生态平衡被破坏，传统稻田养鸭所依托的生境消失。据沈灿燊等的调查，新会礼乐公社利用稻田养鸭，鸭群不但可以提供副食品供应市场增加社员收入，而且有着帮助消除农田害虫减少农药用量的好处，1950年代礼乐公社公社可放养鸭群20万只，每亩水稻·48·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田放养鸭子30只便可以基本上抑制虫害。黄蚬是鸭群的主要饵料之一。1950—1960年代，每年在沙田捞取的蚬达100多万担，1950年代的新会礼乐公社一个人一天可捞取黄蚬500～1000市斤，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大部分河涌已很少黄蚬，鸭群自然也难放养。

黄蚬消失的主要原因是三废大量向江河中排放，农田使用剧毒农药不断增加的结果。1950年代珠江口三角洲一带基本上不使用农药，农作物的害虫主要靠养鸭捕食和天敌来消灭，1950年代，新会礼乐公社全社年养鸭15～20万只，1981年时不到3万只。1960年代开始使用农药，用药量逐年增加，剧毒农药普遍使用，1980年代初期，因稻田河涌内的鱼虾大部分被毒死，鸭缺乏饲料，养鸭量大幅度下降。养鸭少了，水稻病虫害增加，为了除虫灭病，增强有机磷、有机氯等高毒农药，更加重了禾田、河涌水质污染和水生生物的死亡，构成农业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总之，珠江三角洲传统的稻田养鸭模式依托的是采用挣稿制的沙田与良好的河口湿地生境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