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新闻记者 王成栋

“开始了。”9月底，瞅着媒体刊发四川种业发展集团筹建初步方案的消息，赵俊随即发了一条朋友圈。在这位刚刚入职川内农业科研单位的年轻学者看来，四川种业发展集团提及的剥离下属事业单位资产，正是农业科研院所整合的前兆。

自今年6月，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提出整合农业科研院所资源以来，相关领域的工作随即悄然展开。眼下实施方案虽未公开，但业内人士的议论与猜测并未就此停歇。那么，农业大省四川整合农业科研院所资源的缘由是什么？是否有前路可循，又该如何放大整合效果？

整合的缘由是什么？

基于行业管理设置的科研院所，正在经历“散、耗、弱”的考验

“确实到了该整合的时候了。”常年研究四川涉农科研机构的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所长明亮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四川陆续依托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设立了省级农业、林业、草原、水利、畜牧、农机等科研院所。“行业区分明显，专业性比较强。”明亮说，前述科研院所的主要作用，是为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决策参考等。

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农业科技创新形势的变化，前述涉农科研院所的“线条分类”管理机制不足越发明显。

首先，是科研创新链的孤立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董事长康凯宁表示，现代科研是系统工程，不仅强调领域的专业性，还要求链条的融合性，即“创新链”。如此，过分强调专业性而忽略融合创新已经很难走得远。

康凯宁所言非虚。省林科院相关负责人坦言，一项草地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技术革新，至少需要湿地、草种、畜牧、野保、水利等十余个领域专家相互配合才能实现。但现实是：草种、畜牧、水利分属三个省级涉农科学研究院，与牵头草地沙化生态治理修复技术课题的省林科院互不隶属，“连行业主管部门都不一样。”

其次，是科研院所的内耗与资源浪费。

“用流行的话说，就是‘内卷'。”成都某家禽饲养企业法人张立表示，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军肉兔养殖领域。但让他想不通的是，常有互不隶属的两家科研单位上门就常见病的防治研究寻求合作，“一打听，两家课题核心内容基本一样，就是叫法不同。”而省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处调研员彭宽田则承认，在草原科学研究领域，不少科研课题均需要经过相同的实验获取数据。但不同的科研单位之间，根本无法实现基础数据和数据共享。

最后，是科研院所规模偏小。

“全院在编人员只有102人。”省草科院党委书记刘汉中介绍，该院下设六个研究所，扣除必要的行政管理人员外，每个所只有十余人。2018年前后，省草科院主动将牦牛所和绵羊所合并成高原动物研究所，目的就是内部优化整合资源。

明亮介绍，根据现行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团队规模、设施设备、人员素质等都是衡量科研团队的核心指标。人少，则代表着设备不多，更意味着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竞争力偏弱。

整合的做法有哪些？

强强联手、混合编组，是“先行者”们的经验

问题摆在眼前，那么，到底如何整合？

“思路有很多。”成都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尹宏介绍，此前，广东、山西、湖南、江苏等省份均先后对科研院所，特别是涉农科研院所进行整合式改革。在业内，其宏观改革思路分为两类：大院制、拥入高校怀抱。

前者，广东是典型代表。2015年以来，原广东省科学院、原广东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原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原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等研究院所陆续并入新组建的广东省科学研究院。目前，该院在职员工已达4000余人，规模位居省级科研单位第一。

后者，做得最为彻底是山西。2019年，山西农业大学与山西省农科院进行合署改革成立新的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林科院等随之并入。“机制更灵活、资源也更聚焦。”山西农业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全国一样，合署之前的山西涉农科研院所均为公益性事业单位，项目、经费和成果转化路径单一。而与山西农业大学合署后，以往“同题竞争”的科研人员实现了联手协作，且经费来源、成果转化途径更加多样化。

在微观层面，首先要做的是平台与资产的统一管理。

四川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杨文钰介绍，由于种种因素，涉农科研院所办企业和拥有经营性资产是普遍现象，且多数具备科研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的平台功能。在机构整合之后，这些企业和资产同样面临着重整版图的压力。